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证样本模版图片

2008年6月26日，郑州的法桐树荫把文化路遮得严严实实，热风卷着街边胡辣汤的香气飘进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校门，我攥着盖满宿舍、图书馆、教务处红章的离校单，踩着梧桐叶的碎影往行政楼走。塑料凉鞋蹭过柏油路的温度烫得脚心微微发麻，手里的单子每多一个红印，我心里就多沉一分——在这所藏在北大学城边缘的校园里耗了三年的青春，今天终于要落定成一张实实在在的毕业证了。

我是2005年拖着塞得满满当当的编织袋从湖南娄底坐了12个小时绿皮火车到郑州的，那时候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还没升格本科，北大学城的周边还满是待开发的工地，校门口的文化路一到雨天就满是泥泞，我们总踩着粘脚的泥点往教学楼跑。报到那天接我的学姐扎着高马尾，手里举着印着校徽的搪瓷缸，笑着跟我说“咱们学校的师范生，三字一功抓得最严，钢笔字、毛笔字、粉笔字练不好，以后站讲台都站不稳”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，这三年在微机房练过的普通话、在画室画过的简笔画、在阶梯教室后排对着空黑板练过的板书，最后都会妥帖地收进那张毕业证里，变成往后几十年都散不掉的温热印记。

我们2008届是学校最后几批以“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”名义完整读完三年的学生，整个年级近千个学生，大半都是冲着“当老师”这个念头来的。学校的一号教学楼走廊里，永远摆着十几块刷着绿漆的小黑板，下课十分钟都能看见有人攥着粉笔头在上面练字，粉笔灰飘在阳光下，像细碎的雪。教我们现代汉语的李老师是个教了三十年书的老郑州人，总揣着一个印着学校logo的旧帆布包，口袋里永远装着一块擦黑板的旧绒布，她站在讲台上念普通话示范音的时候，连窗外的蝉鸣都跟着放轻了声音，她总跟我们说“你们以后要站在讲台上给孩子说话，自己的每一个字音，都得像钉在黑板上的字，扎扎实实的不能歪”。

大二那年冬天我们进微机房练普通话，机房的窗户漏风，我们裹着厚厚的羽绒服，对着耳机里的示范音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平翘舌。我从小在湖南长大，“n/l”的区分总练不对，练到嗓子发哑的时候，负责测试的王老师把我叫到她办公室，给我倒了一杯热乎的黄河滩枣茶，她拿着一张薄纸片放在我嘴前，让我发“n”的时候纸片不动，发“l”的时候纸片轻轻飘起来，就这么练了整整一个月，我最后普通话一级乙等的证书拿到手的时候，指尖都在抖。那时候学校的条件不算顶尖，微机房的耳机总带着点电流杂音，可每个老师都把“教好书”的本事，毫无保留地往我们手里塞。

2007年的下半年，整个年级的氛围突然就紧了起来。准备考招教的同学天天抱着厚厚的教育学题库泡在自习室，桌面上的保温杯排成一排，杯身上印着歪歪扭扭的“为师者仁心”；准备去山区支教的同学，已经开始跟着校团委的老师往郑州周边的乡村小学跑，书包里塞着给孩子们带的铅笔和橡皮；我那时候在学校附属的实验小学实习，每天早上六点半就挤上通往市区的公交，站在讲台前给三年级的孩子上第一堂课的时候，紧张得板书都写歪了两个字，台下的小孩子们举着小手喊“老师你写的字真好看”，我回头看见后排坐着的实习指导老师，正对着我轻轻点头。那段日子宿舍的熄灯铃是晚上十一点，我们总在铃声响完之后，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背教育学名词，走廊里的宿管阿姨路过，总轻手轻脚地给我们留着门，怕我们出来接热水的时候冻着。

领毕业证的前三天，我们宿舍六个姑娘凑钱在学校门口的烩面馆吃散伙饭。开封的姑娘抱着一碗烩面哭红了眼，说她毕业之后要回豫东的乡村小学当老师，以后我们去开封，她带我们去吃最正宗的灌汤包；洛阳的姑娘考上了河南大学的专升本，举着汽水跟我们碰杯，说以后在河大的自习室里，永远给我们留着靠窗的位置；家在郑州本地的姑娘签了市区的重点小学，拍着我的肩膀说“以后你回郑州，我带你去逛二七广场”。那天饭馆的电视里在播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，我们吵吵嚷嚷地数着火炬手的名字，窗外的法桐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，没人敢轻易说“再见”，好像只要不说，我们第二天早上还能挤在水房里，一边刷牙一边比谁的钢笔字写得更工整。

真正到了领毕业证的那天，行政楼的大厅里挤满了人，空气里飘着粉笔灰和旧纸张混合的味道。负责学籍管理的张老师是看着学校从九十年代走到2008年的老员工，她戴着黑框眼镜，手里按着一摞暗红色封皮的毕业证，念一个人的名字，就抬头笑着打量对方一眼。轮到我的时候，她把毕业证递到我手里，突然从抽屉里掏出一张我大一时候的钢笔字作业，封面上我用蓝色墨水写的名字还清晰可见。“我记得你，那时候总在走廊的小黑板前练粉笔字，练到锁门都不肯走，”她把毕业证塞进我手里，“以后站在讲台上，要对得起手里的粉笔，对得起台下的孩子。”

我攥着毕业证走到大厅门口，小心翼翼地拆开外面的塑封。封皮是沉稳的暗红色，上面压印着学校的圆形校徽，烫金的“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”几个字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，翻开内页，我的姓名、语文教育专业、三年学制用宋体字印得端端正正，右下角盖着学校的红色公章，边缘还留着一点点新鲜的印泥痕迹。那一瞬间我突然就红了眼：这张薄薄的纸里，装着我三年里对着空黑板练过的上百遍板书，装着我在微机房里练到嗓子发哑的普通话，装着我第一次站在讲台上，听见孩子们齐声喊“老师好”时的发烫的脸颊，装着我二十出头，从南方小城跑到中原腹地，一头扎进教育理想里的全部热忱。

毕业之后我回了河南南，在安阳的一所乡镇中学当语文老师，最开始站讲台的时候，总想起在郑州师专的走廊里练板书的日子，我把每一个字都写得端端正正，就像当年李老师教我们的那样。有次学校组织青年教师板书比赛，我凭着在学校练了三年的粉笔字拿了一等奖，领奖的时候我摸着手里的奖状，第一反应就想起教学楼走廊里那些刷着绿漆的小黑板，想起飘在阳光里的粉笔灰。后来我从普通任课老师做到了年级教研组长，教过的学生有不少考上了师范院校，他们总问我“当老师最需要的本事是什么”，我总跟他们说，是一笔好字，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，还有一颗能蹲下来听孩子说话的心——这些都是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，在2008年的夏天，连同那张毕业证一起，交到我手里的东西。

2018年毕业十周年的时候，我们2008届的大半同学都回了郑州。那时候学校已经升格为郑州师范学院，北大学城的工地早就变成了热闹的商圈，校门口的文化路再也没有雨天的泥泞，当年一号教学楼走廊里的绿漆小黑板，换成了更先进的触控书写板，可教我们现代汉语的李老师还在，她揣着那个磨掉皮的旧帆布包站在教学楼门口，看见我们这群已经当了十年老师的中年人，笑着从包里掏出一叠当年我们交过的钢笔字作业。那天我们在当年的操场边合影，风把我们的衬衫吹得鼓鼓的，像回到了2008年的夏天，我们刚拿到毕业证，站在法桐树荫下，对着漫天的夕阳喊“以后要当最好的老师”。

现在距离2008年已经过去整整十八年了，我办公室书柜最显眼的位置，永远放着那张暗红色的毕业证，旁边摆着我这些年拿到的优秀教师证书、学生们送我的手绘贺卡。毕业证的封皮边角已经磨出了细微的毛边，里面的纸张因为常年翻看，已经微微泛黄，可上面的公章和烫金的校名，依旧清晰得像刚拿到手的那天。身边不少人问过我，专科的毕业证和本科的有什么不一样，我总跟他们说，证书的厚度差不多，可里面藏着的温度不一样——我们这几届学生，是在学校最纯粹的师范氛围里泡出来的，我们把最宝贵的三年青春砸进了一笔一画的练习里，学校也把最朴素的为师初心，完完整整地交到了我们手里。

它早就不是我求职时必须递出的敲门砖，却成了我这辈子最沉的底气。它纪念着郑州城北那条飘着法桐树荫的文化路，纪念着教学楼走廊里永远飘着粉笔灰的小黑板，纪念着二十出头的我们，凭着一支粉笔、一腔对教育的热忱，从中原大地出发，走到全国各地的讲台前的滚烫岁月。它不是一张普通的毕业证，是我们用三年的时间，一笔一画写出来的、属于人民教师的人生起点。